阅读此书，感慨颇多，然很多思绪是转瞬而逝的，再去追索，也便没了当初的感觉。
此书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作者是美国人，由中国译者翻译而来，然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社会生活之了解，令人咂舌。
正值乾隆时代，在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的天荒地乱，起因是山东巡抚富尼汉（是的，总是不自觉感觉是那位吃人狂魔——汉尼拔，哈哈哈）屈打成招，致使乾隆把焦点对准“江南”一带
偶然发现，B站up主智能路障，有对整本书的讲解，看了前10分钟，便兴味索然，坚定了我之后少看视频，多看书的想法，归根结底，书籍表达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其中含有的人文关怀，更容易令人警醒，
看这本书最初的情感是好奇，然越看越来愤怒，直至无奈，为什么会产生叫魂案件，深入看下去，发现是多方面的，而这多方面植根于我们文化的土壤，所谓观念和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日的世界般，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
86个笔记
第二章 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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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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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0 发表想法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原文：谈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意识，又带出了两个更大的问题：第一，不管中国的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够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存在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又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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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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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令人吃惊，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以至于“奸良莫辨”。这些人不仅“罔遵戒律，蔑弃清规”，而且“甚有异言邪术，煽惑愚民，干犯法纪，大为风俗人心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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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八世纪中叶的情况是不是使这种焦虑变得更加严重了呢？高晋写道，“私行削发”（亦即未在寺庙中经过正式的剃度仪式）、“漏造入册”的流浪者如此众多，如果将他们统统圈起并强迫他们回复世俗生活，就会使他们“失业无依”，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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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角色看作是在十八世纪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某种社会模板，每当时势变得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便能够将自己依附上去。这种模板仍然保有塑造改变人们行为的力量，这也许正反映了十八世纪状况的实质：那些被清代社会的经济压力挤压出来的人们，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仍然能够找到可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在后来的那个社会走向崩溃的时代，人们将会发现，在大众一贫如洗所产生的压力之下，这种模板也开始破裂了。 从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后没有标明日期的那些资料来看（这些资料在民俗学家徐珂极有价值的关于清代逸闻及社会掌故的集子中可以看到），乞丐在各地社会种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人为县府服役担任递送令状的差使。有些人的角色随季节而变：从安徽北部来的行乞者每年冬天（亦即村里的农闲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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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办法证明，这种导致杀人的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那就可能说明，或者是下层阶级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或者是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 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转而生悲。
- 这样一来，削发令又成了一项极为精明的行动：与其让那种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生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而迅速予以荡平。
- 满族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表现了大一统帝国宽广的普世主义，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身为一个统治着庞大帝国的少数种族，清廷必须两者兼备——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
- 胡中藻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鄂是弘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个大学士之一）的门生与派系中的骨干成员，并与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常有诗文往来应酬。弘历对于胡中藻的凶猛攻击（说他“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认为是对于官场派系活动的一种抨击。[插图]然而，这个案子让我感到惊奇之处在于：弘历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的行为使他不配当一个满人，并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这就说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所在：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第四章 罪的界定
- 信息是一种权力与力量，但也与安全有关。
- 家中贫穷，他被迫来山东找寻生计。
- 的说法来抵消妖术的效力，但就案子对公众的影响而言，官方也认为，这些案子同那些妖党术师为纳人入伙而大肆“煽惑人民”并因而依“仪制”条款被定罪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在那些案子里，黑暗世界的力量很明显地是在起作用的。 第二八九款所处置的罪行包括：制造和使用从有害昆虫处获得的邪毒（“造畜蛊毒”）、以符咒害人以及将被迷惑之魂强加于人（“魇魅”）。[插图]官方的“批语”对这些罪行所涉及的“技巧”有专门的说明，其中包括：描画或制作仇人的人形，而后再刺其心目；在印章上刻上符咒再予以掩埋，以此来“招鬼”，等等。批语还特别指明，此类罪行均应依据预谋杀人的条款来起诉定罪。但《刑案汇览》事实上并未提供依据这一有关妖术的特别条款起诉定罪的案例。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 那些反对人们私下与精神世界发生交往的正统力量，往往会使用“妖术”、“邪术”或“左道异端”等词语来称呼这样的行为。
- 在当代台湾，当孩子没精打采、烦躁不安以及生病时，人们会将之归咎于失魂，认为孩子的魂可能是被“吓”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孩子带回到他被吓着的地方召回他的魂，他的病也就会好了。
- “招魂”既可被用之于葬仪，也可被用作医治孩子疾病的一种手段。这表明，活着的人们在死者（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刚刚死去的情况下还不愿接受这已是最后的事实；这也表达了他们不愿让死者离去，如还有可能便还要将他召唤回来的情感。
- 术士以谋命为目的的作法程序竟然同挚爱孩子的父母所从事的礼仪活动有着相同的语言表述方式，这正是整个事情令人特别感到憎恶的地方。
- 如同欧洲魔法活动中的黑色弥撒一样，它将正统社会生活中平常的礼仪活动颠倒了过来，成为对这种礼仪活动的一种嘲弄。
- 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则在于掌握活人躯体的某些部分，尤其是掌握同精神力量和生命力量的产生有关的器官。
- 一幅刻有“冰消”两字的竹片图： 一幅破瓦一断锯，藏在梁头合缝处；夫丧妻嫁子抛谁，奴仆逃亡无处置。藏正梁合缝中。 一幅牛骨的图画： 房屋中间藏牛骨，终朝辛苦忙碌碌；老来身死没棺材，后代儿孙压肩肉。埋屋中间。 一幅一团头发中裹有一把刀的图画： 头发中间裹把刀，儿孙落发出家逃；有子无夫常不乐，鳏寡孤独不相饶。藏门槛下地中。
- 这些关于法术正反作用的看法，暴露了时时刻刻均困扰着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种种焦虑：早夭，草草下葬，失去子女，死后得不到恰当祭扫，等等。尽管这些焦虑集中在建房妖术上，但反映的却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其实是很容易受到超自然力量的破坏伤害的。在神鬼之间进行的那场永无休止的对抗中，人的生活需要得到“术”或“法”的保护——不管使用“术”或“法”的是宗教职事人员还是有这方面知识的俗人。
- 为什么弘历那么快地就相信了有关大术师均为僧人道士的说法，并动用国家的力量资源来对付他们？为什么每当普通百姓心中因妖术而产生恐惧时，他们那么快地便会朝着离自己最近的和尚猛扑过去？
- 在国家的最高层，皇帝本人每年一度都要主持祭拜天地的仪式；在下层，知县们（他们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也是一个个小皇帝）则将城隍爷（这是神鬼世界的知县）当作自己施政时不可或缺的助手。
- 国家既然以包揽一切的态度宣称只有它才有资格掌管人与神灵世界之间的交往关系，它便精心设计出一系列规则条例，以便对有组织的僧人道士进行管理。
- 皇帝所担心的是，“不法之徒”会假借僧道习俗，冒用“祖师”名义从事占卦预卜之事。此种“交通鬼神”及预卜未来的能力会产生种种“异说”“野谈”，从而吸引无知民众成为他们的门徒并非法结党。
- 弘历与高晋这位皇家姻亲之间这番相互攀比的血腥对话表明，对于那些将大多数僧道人员视为虚伪与腐败的社会渣滓的统治者们来说，对和尚狠狠地予以惩罚简直是他们的一种道义满足的源泉。
- 对我们来说，则必须超越那些出色的小说家们的叙事水准，发掘出百姓对和尚产生恐惧的原因究竟何在。
- 毫不奇怪，我们看到普通百姓的恐惧也为同样的看法所左右：这些人既没有正统的家庭背景，又不是注册在案的有地位的僧侣，而只是一批社会边缘人。
- 普通百姓对于和尚的态度也许受到了下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见习修行和尚身份本身的模糊性（他们既是佛门一员又不在佛门之中）；二是一般人对于乞讨者的暧昧态度（这被认为是一种无根无底的懒人的职业，但它又因为僧人实在太贫穷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对于道士，普通百姓的态度也许就是一种更为直截了当的恐惧了。 人们习惯上常常将道士的活动同各种各样的法术联系在一起（如炼丹术，以符咒驱邪，以及寻求长生不老，等等）。因此，当“邪术”成为问题时，道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怀疑对象。
- 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受到攻击？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
- 国家不仅需要坚决否认这些妖人同神灵世界存在着任何交流关系，也要对他们的行为无情地予以禁止。
- 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 面对叫魂的罪恶行径，皇帝将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清剿。在此过程中，存在于妖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将会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来。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
- 虽然这个圈子里既没有老朋友间的那种默契，也没有坐在皮靠椅里的那种舒适安乐（也就是说，这个圈子的内部凝聚力很弱），但进入这个圈子还是能给人一种超越了低级官僚群的特殊自我感觉。
- 山东和江苏相比较吏治之优劣一目了然。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
- 引颈翘首
第八章 终结
- 作为资深的当值军机大臣，刘在酷暑的北京挥汗办公，而他的皇上主子则在承德避暑消夏。
- 接下来的五天，他和傅恒随侍皇上左右。 根据傅恒后来的几份审讯报告来判断，军机大臣们一定在10月25日前开过会。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回避可能的冤案，对接受翻供也不再感到勉强。10月26日，刘随同弘历回京，傅恒则留在承德完成对叫魂案犯的审讯。弘历一行于11月1日回到北京。两天后，他就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插图]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插图]首先，傅恒、尹继善和刘统勋向各省督抚发出廷寄指出，剪辫案之所以“蔓延数省”
-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
- 但是，地方有司虚应故事，“始则因循贻误，不即据实入告，希冀化有为无”。只是当朝廷严切训谕之后，他们才“饬属查办”。
- 阅。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然栽赃刑求原非正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 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弘历对这样一个常规考评制度本身并无不满。相反，他认识到这个制度关系到的是国之“大典”。在他看来，问题在于这一制度的滥用和误用。登基七年后，他抱怨各省的大计只是“一纸空文”、虚应故事——或贤员不行举荐，或劣员不受纠察。人事考评只注重眼前的具体事件，而很少提及一贯的操守。对一个现
- 在回答君主旨谕的奏章里，君主的话必须全文照录。这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官僚实践，以便使文书往返时有一条清楚的备查线索。
- 最后，则可能有一些耿直的官员拒绝根据诬告之词迫害无辜民众。
- 江西巡抚吴绍诗被人唤做“老菩萨”。弘
- 拘捕这些无辜但易欺的信徒可以暂时满足朝廷清剿的胃口，而蒙羞的吴坛也可藉此来表现他的责任感。
- 同样，人们也可以剔除那些可能危及自己利益的“事件”。当然，这样的选择权力是有其限度的——一场重大的民众造反便是无法捏造或剔除的。但是，君主和官僚都可以通过文献的制作来影响人们对某个事件的界定和看法。对叫魂危机当然也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加以操纵。民众的恐慌迫使这一危机浮到了社会生活的表面。但是，官僚君主制对妖术意义的界定则明显地受到了体制内不同角色的需要的影响。所有人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显然都以一只眼睛盯着官僚世界中的权力和地位。 我想说明的是，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 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 因此颙琰明确禁止地方当局“株连根究”
- 像往常一样，地方当局面临的难题是要在清剿妖术（其风险是法律的滥用）和任其销声匿迹（其风险是引起民间的愤怒）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 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
- 弘历的反应是文化的（推崇满族语言和历史，通过发动全国范围的文字狱来清除反满意识），同时也是政治的（清除已成为汉族官僚体系特征的种种“恶习”）。
-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
- 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
-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不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
-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 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插图]
- 其实，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
- 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则几乎完全没有了解。
-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
- 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
- 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 他们试图通过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击败前者，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挫败后者。
- 弘历的武库里缺乏一件武器——他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
- 旧政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特征，便是普通民众对政治抱消极态度。那种由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还是一件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
-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
-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致谢
- 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理解这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生活会产生何等重大的意义。
译者后记
- 读这本书，是在读历史。但每每又会让人联想到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情——至少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常常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孔飞力教授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他于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内读者所熟悉的费正清教授的高足。1977年，当费正清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教授便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 我有一种同时阅读英文原著和中译本的嗜好，这本书我就是对照着林同奇的中译本读的
- 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
- 从1990年代中期起，中国在美国的影响逐步上升，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日本热则逐步降温，这明显地反映在大学东亚史的选课上。
- ）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
- 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 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因而，还会不断地重现——尤其是在表面光鲜的“盛世”之时，更是如此。
- 《叫魂》出版时，又正好是一股被视为“现代妖术”的风波在国内拔地而起之时，并被当作重大“政治罪”来对待和处理。
- 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奇特，仔细想来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平常的现象。孔飞力着力要做的，是在讲述这一系列故事时，把蕴藏在“盛世妖术”现象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写出来。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因为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
- 虽然事后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先见之明，毋宁说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
- 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
- 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
- 这些身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表现出了相当的道德勇气
- 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等等。有了这样的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了。绝大多数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到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 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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